与媒体打交道的36点提示

　　通过合适的方式向媒体表达意见，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。不过，并不是所有线索提供者（包括部分律师）都能及时理解媒体的关注重点。

　　接下来的分享，我们主要探讨两件事：第一，呈现记者的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，避免双方在不同频道各说各话，降低沟通成本，提高媒介素养。

　　第二，思考以下三者如何实现最大公约数：1、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；2、尊重媒体中立、专业的判断；3、行使公民监督权利，推动社会进步。

　　不同类型的媒体有不同的规律可循。作为样本，此次讨论的“媒体”，仅指机构媒体，特别是从事法治类调查报道的严肃媒体；同时，讨论的“打交道对象”，仅适用于法治调查记者，特别是面对爆料类、案件类线索时的记者。其他类型的媒体、记者、场景未必适用。

　　有的线索提供者以为这是激将法。我和不少老同行的普遍感受是，几乎没人被激到，反而会觉得对方故弄玄虚、不懂媒体，印象先减三分。

　　就像有的当事人老觉得律师拒绝接案是由于“不敢代理”，但哪有这么简单？律师肯定是考虑了证据情况、法律规定、案件进展、当事人情况、个人兴趣等案内案外因素。同样的，媒体也得对线索进行一系列专业判断，只不过维度变成了新闻性、可操作性等等（稍后详细展开）。很多时候，不报道不等于不敢报道。

　　有的线索提供者觉得记者只须将自己材料整理一遍，甚至是照发。这是误会。记者的工作也是一门专业。

　　其实，调查报道流程和刑辩律师办案有相像之处：1、律师先要阅卷，还要检索法条、案例、论文、背景等资料，而记者采访前，也要做类似案头工作。2、律师要会见、取证，对应地，记者要去采访，包括找到合适的地点、合适的各方当事人，问合适的问题，核实甚至质疑各方说法（包括线索提供方），整个过程不乏斗智斗勇。3、律师可能遭遇会见难、取证难，记者有时也会被阻碍、被挑衅。4、律师的成果之一体现在开庭，记者的“开庭”就是写稿，按照一定逻辑呈现事件重点、各方观点。

　　记者还有其他的工作方法。欲对此有更直观的印象，可参考2016年我的业务小结《基于“信息”与“角色”做调查报道》。

　　有的线索提供者喜欢每天追着记者问：今天干了什么、见了谁、他说了啥，明天打算去哪里、想问什么、该问什么。但不少时候记者只会搪塞了之。

　　还是拿办案打比方。律师不喜欢当事人指导办案，类似的，记者也不喜欢别人指导采写，因为，对于如何把线索落地为可刊发的报道，没有任何人比记者更专业了。另一方面，记者有客观中立义务，采写被指导则无公信力可言，对记者来说，线索提供者只是当事一方，并非记者的委托人，更不是记者的编辑、领导。

　　一个亲身体会是，99%的线索提供者都认为自己的事很重要，90%认为“报出来必火”，50%认为自己的事能让记者获得中国新闻奖/普利策奖。

　　现状是，可能只有30%的线索能被报道。因为，媒体对线索的判断方式与线索提供者不一样，而这判断又无绝对标准：不同媒体不同，同一媒体的不同部门不同，甚至同一部门的不同记者也不同。

　　但，大家仍有些相对一致的认识，比如从以下四个维度考量（每个维度又对应媒体的一个定位。强调定位，是由于外界常给媒体不同于其定位的预期）：1、新闻性：媒体是传播机构，不是信访机构，也不是学术机构；2、公共性：媒体是中立机构，不是代言机构，也不是争议解决机构；3、可操作性：媒体是信息搜集机构，不是司法机构，也不是侦探机构；4、规避风险性：媒体是普通机构，不是超人机构。

　　简单说，新闻就是“新”，就是“事件上有特点”、“时间上有进展”：1、要么是事情本身或某些局部元素比较少见、典型；2、要么是同类事情很多，但这件事属同类中少见的、经典的；3、要么本身就是公共事件，它的新进展也较易被关注；等等。

　　切记，媒体的定位之一是传播机构。从功利角度看，媒体派出记者，一个重要考虑就是报道能有很多人看；从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看，只有典型案例才能引起各界共鸣、讨论，平淡无奇的事情只会淹没在信息洪流中，媒体社会责任正是通过披露、调查典型案例而实现。

　　最好本来就是时代发展中的重要问题，你的线索正好把这议题给激活了。比如，法治，市场经济，各项机制的改革，公民的生命、自由、财产等权利保护，等等。能提炼或识别出重要问题，很考验律师的敏锐。

　　但，不能简单把政策依据作为新闻点。比如不少人喜欢说自己的线索涉及民营企业家保护，那么，你是民营企业家，他也是民营企业家，大家被抓之后，也都是影响了生产、就业、当地经济，为何媒体要只报道你呢？显然，这不是最最关键的。

　　不妨把提示6的“新”作为x轴，提示7的“重要”作为y轴，当事情越少见、典型且话题越重要的时候，数值越大，越常是大新闻。

　　一是标准的监督对象。包括官员特别是公检法人员，无论是他们做错了事，还是他们被冤枉了（如吉林法官王成忠案，云南杜培武案）；也包括国有企业、上市公司以及事关较多民众的其他各类机构，等等。

　　二是自我保护能力较弱的群体。如：学生，如中国青年报报道的“刘大蔚网购被判无期”案；访民，如该报报道的“河北某教师被定敲诈勒索罪”案；等等。

　　三是其他备受关注的群体。比如，律师执业权利保护历来颇受关注，林小青案、吕先三案等案件因而走入公众视野。其他还包括民营企业家、名校教授、院士等关注度较高的群体。

　　又如，当事人面临重大困难，常见的场景是：死亡，重伤，重刑，损失惨重（一般至少几千万起，财经类媒体可能认为至少得上亿），妻离子散，等等。并且，这个困难现在仍未彻底解决。

　　如果无法提炼出“‘新’在哪里”，要么是没找准角度（有时候事情全貌不是新闻，但事情的局部反而是新闻），要么是它可能真的不适合寻求媒体帮助，更适合向有关部门举报控告。

　　比如，愤怒，像南方周末的《刺死辱母者》，击中了国人的护母情结，以及正当防卫的法律命题；同情，还是南方周末的《拯救“死囚”弟弟》，写了念建兰等几位为了帮助弟弟平冤而一路奔波的姐姐；还比如，荒谬的，温情的，焦虑的；等等，总之令人拍案而起。

　　当然，对一家成熟的机构媒体来说，记者的表达是克制的，不会刻意渲染这些情感。这种共鸣是事件本身带来的。

　　毕竟是传播机构，不能一上来就写“long long ago”的事儿，得有“新闻由头”。最好有新的阶段性进展，再不济，也得是当事人又递交什么材料了。

　　所以，能被报道的线索，大多与行政诉讼、刑事诉讼有关，民事案件少之又少，除非是民事案件与“公”的重合之处，如：政府、国企或其他公立机构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明显不诚信，法官采信了明显造假的证据因而造成了一方重大损失，能折射出某个深刻议题，上市公司或明星企业相关丑闻，等等。

　　有些观点从律师的角度看可以自圆其说，而媒体的逻辑是中立的、第三方的。一般来说，在没有客观证据、明确法条、科学规律或日常经验支撑的情况下，律师的推理、揣测、反问、称当事人遭报复等观点被媒体采信的可能性较低。

　　对各方讲的故事，媒体会在心中“排除合理怀疑”，质疑要点包括：1、是否回避了不利事实；2、行为是否可以有不利解释；3、行为是否又可以有有利解释；4、证据与待报道事实之间有无因果关系；等等。若媒体有以上疑问，可耐心解释。

　　有的人顾虑媒体接触当事另一方或办案单位，认为可能问出不利于己方的话甚至假话，或者担心对方找媒体公关、施压。

　　但，大部分时候，接触另一方是媒体的必要程序，以体现报道平衡，给当事双方平等的说话机会。除非极个别特殊情况。

　　其实，关于前一顾虑，成熟的媒体有时会拿着对方回应请另一方再回应，并综合全案证据判断；关于后一顾虑，不同媒体的应对能力不同，但大多都在刊发节奏等方面有一些技巧。

　　应该有些公共视野。建议也提供一些与自己无关但与法治、经济有关的线索，比如某个法治人物（如：《人物》曾报道一位挂职担任死刑复核法官的学者），某项法律制度得失（如：南方周末报道《公职律师如何更像律师》），观察到的某个法治的细节、现象或趋势，等等。

　　选题的可操作性，某种意义上，就是媒体获取相关证据、并证明待报道事实的难易程度。有些线索看似不错，但对媒体来说，难有证据证实，也难有证据证伪，不具有可操作性。

　　这是因为，从功利角度看，若启动选题后却因证据不足而无法报道，媒体无疑浪费了人力、物力；从实务角度性看，虽然记者有独特的调查方法，但媒体毕竟不是司法机关，没强制力要求所有人必须接受采访。因而，不少时候，线索提供者须尽到一定的举证责任，才能说服媒体启动一个选题（当然，举证得在法律范围之内，不能泄露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）。

　　因为，媒体只是一个信息搜集机构，证据搜集到什么程度，话就只能说到什么程度。故，很多时候，举证责任要么你承担，要么媒体承担，最终都证明不了，那某个点就写不了，或者不能写得太“满”。

　　媒体最希望看到的举证程度是，即使对方拒绝采访，也能依靠现有证据基本“坐实”。这是可遇不可求的理想状态，但至少也要让媒体相信“这事有比较充分的证据，很大程度可能是真的”。

　　当然，这不是说媒体只会等着“喂料”，而是说启动选题的证据标准。启动之后，媒体有自己的工作方法进一步核实、调查。

　　包括：盖戳的国家机关文书（如：起诉书、判决书、信访答复等等）、视频、音频、照片、截图等等。律师知道证人证言等主观证据易变动，媒体也知道。

　　媒体很难报道“一对一”的事情。专业的报道不是“A说了什么、B说了什么”，而是“A说了什么、B说了什么，但真实情况是什么”。最后一个环节很重要。

　　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一方称嫌疑人被刑讯逼供，办案机关否认，那么，媒体若把两边观点各写一笔，难免让读者不知道该相信谁，于是有时索性不报道。除非存在倾向性的证据，如拿到了能证明刑讯逼供的照片、视频、录音等等。

　　很多记者最最在意的，真的不是宏大的定性问题，而是待报道事实有无扎实证据，尤其是核心事实能否立得住。至于事件意义，有时是证据扎实之后才会最后一步戴的“帽子”。

　　要么，媒体有条件采访当事另一方（如：有相关联系方式，等等）；要么，媒体可通过其他方式了解另一方的回应（如：旁听庭审，拿到有关部门此前的书面回复，等等），或采访到支持当事另一方的观点。

　　有的记者善于突破，有的不擅长；有的记者喜欢通过简单核实证据就能完事儿的“快题”，有的喜欢实地走访一两星期才能做出来的“慢题”；有的记者喜欢“看菜吃饭”，若选题重大，投入大量时间也愿意，没什么性价比则算了。

　　“硬伤”通常指的是：违反明文规定的，明显是造假的，明显不合常识的，实质性证据十分充分的，等等，总之，是报道之后被批评对象辩无可辩、没脾气的。

　　如果事件主要是普通的定性争议，尤其是法律上本来就可以有两种、多种观点的争议，媒体一般会较为谨慎。

　　媒体大多以实体问题为关注重点，只有程序违法是不足以报道的——这只是客观地陈述很多媒体对线索的判断思路，不代表我认为律师及办案人员可以“重实体、轻程序”。

　　当然，也有例外。比如：1、程序问题本身是新闻，最典型的是涉案财产处置的题材；2、程序问题作为实体问题的“佐料”，即：实体问题已很严重，再加上重要的程序问题，让其显得更严重；3、事件本身为公共事件，那么，包括程序问题在内的新进展，可能都易被披露；等等。

　　媒体一般很难在一审判决前报道某个案件，一是因为媒体那时难以见到全案完整证据，二是尽量规避“干扰审判”的指责。

　　但也有例外，如：证据十分确凿的（如：某人明显不在作案现场，公安却认为其作案）；办案机关实质性地违反法律明文规定的；记者全程旁听了庭审的，或者旁听了主要的相关部分的；其他重大热点案件；等等。

　　有的是故意混淆概念，比如，有的律师明明只是向办案机关递交了材料，却对媒体声称是办案机关约见了律师。另一类是无心之失，比如，有的律师辩护称某个受贿地点不存在，而媒体却查验到了那个地点。

　　虽然记者对律师所言有核实的义务，但，律师如果能够表达、解释得更精准一点，媒体的一些失误是可以避免的。

　　常见的是，媒体采访了一半，有关部门感到压力，便向当事人承诺只要不再接受采访，事情马上解决。有的律师真的从此不再接记者电话。

　　这样做可能有两个结果。第一，基于先前的采访素材，报道很有可能仍然继续刊发；第二，记者极为愤怒，该律师名字一段时间内在记者群体内部被“通报”、“拉黑”。

　　有的律师会说，律师首要职责是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，不理记者的做法虽不厚道，也不违职业伦理。但我觉得，这个场景完全可有更好的处理方式，否则无疑是“把媒体当枪使”。其实，从媒体的经验来看，有关部门有时只是缓兵之计，并不会真的解决问题，而那时再回头找媒体，媒体肯定不管这事了。

　　在批评类报道中，不分青红皂白地给奉行专业主义的严肃媒体塞钱、物，大概率会被拒绝，有时还会让对方尴尬甚至不舒服。不建议这样做。

　　另外，有的当事人会将线索以新闻稿的形式呈现，实际上，并不是所有记者乐见如此。有的记者认为这有利于提炼重点、方便工作，但相当一部分记者对此不适，一是觉得这是在暗示媒体直接照着刊发，感到自己及所在机构被看轻，二是认为“报道”写得不好，不符合中立、客观的要求，干扰思路，还不如把事情直接说一遍。

　　若严格按照发达国家的专业采编流程，刊发报道前，媒体通常不给当事一方提前看初稿。但我国在实践中没有完全如此，尤其是在涉及专业问题的稿件当中。如有机会看稿，宜尽量只核对有关事实的部分，“可改可不改的，不改”，并保持商量态度，尊重媒体的定稿权。

　　一些事情的确存在法律争议，但，个别人只允许记者写有利的，一旦报道流露出一点质疑，甚至只是没按提供线索时的思路来写，就大发雷霆，有的还翻脸认为媒体被对方收买了。这有些反应过度。

　　其实，在争议确实存在的情况下，仅支持一方的报道未必让读者信服。只要媒体抓住主要矛盾，平衡、客观呈现，当事人合法利益也完全可以最大化。

　　可能你有时是“被进攻”的。当接到记者电话，他也许之前已采访了很多人，即使粗暴挂断，稿件仍可能照样刊发，届时报道缺乏本方声音，反而态势更不利。

　　记者采访可能遇到各种纠纷，如被非法限制自由等等。同行的律师可帮助的，一是及时与记者所在单位联系，请单位出面协调；二是尽可能接近记者所在位置，以备需要；三是打听记者的去向、状态，包括被扣地点、理由，对方的人数、单位、职务、姓名或证件号，以及记者是否被打、对方是否违法等信息；四是让对方知道记者并非“人生地不熟，没人管”，以降低违法事件进一步发生的概率；五是在侵权局面无法控制的时候适时对外公布。